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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学论稿,兼谈学术目标的设定和转移

十一月 15th, 2019  |  文学

一切社会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同时也是有目标的。目的是根本,是逐渐发现和明确起来的;而目标则是假设的,是不断设定和转移的。同比我年轻的学者交谈,经常会被询问学术目的和学术目标的问题。关于学术的目的,见仁见智,自有不同,我的看法已在上文开陈,这里只想就自己的体会,谈谈学术目标的问题。
自1993年将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大历诗人研究》完成,我主要精力就放到古典诗学研究上,开始以清诗话为中心,研究诗学史,梳理古典诗学的基本命题。除两篇论权德舆、韩愈的论文外,近年发表的论文都是围绕清代诗学和王渔洋研究的。友人都感到奇怪,蒋寅怎么突然跳到清代去了?1997年3月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作关于大历诗研究的演讲时,也有人提问,你为什么转而研究清代诗学?不难理解,我刚在中唐诗研究上打下点基础,有了自己观察问题的立足点,继续往后推或往前溯,都会比较容易有收获。突然改做清代,就像刚爬到可摘果子处,只摘了一个就下来,又爬另一棵树,是不是有点傻?朋友间也有惋惜的。然而无论当时回答提问还是现在随意漫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非常明确而肯定的,它基于我对生活、对学术的理解,基于我的性格和思维特点。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内容,可以作为学者的一种个人经验来述说,但若从学术目标来谈这个问题,那就有更多的一般性的学术经验可以说道。
以我的经历和感受,学术目标是由小而逐渐变大,由模糊而逐渐明确起来的。一开始涉足学问,知识有限,做学位论文的时间也有限,选题只能相对小些,学术目标也切近些,以保证自己的能力足以把握,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我最初将硕士论文的题目定为《戴叔伦研究》,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我浏览《全唐诗》时发现的戴集伪作,经检现有考证文章,只指出其中一小部分,我可以增添更多的成果。其次,戴叔伦的传记文献尚有待发掘的资源。复次,戴叔伦诗的心态意义和艺术风格尚无人探讨。这几个方面为我论文的展开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我相信一年多的时间足够让我从容处理这些问题。利用假期探亲之便,我顺道寻访了戴叔伦任职的江西抚州,《戴叔伦遗爱碑》没有下落,当地已没人知道这位唐代的刺史了。但在杭州浙江省图书馆,我查到了道光东阳县志所收的《戴叔伦去思颂》,比《全唐文》、《两浙金石志》所载缺文远为少,基本能得大意。遗憾的是,当时我没能去金坛寻访,《重修戴氏宗谱》所收的梁肃撰《戴叔伦神道碑》因此晚了两年与学术界相见。
我用了三个月注释戴叔伦诗集,用了更多的时间翻阅宋元明三代文献,陆续考证出一些伪作。又以见于宋元典籍的诗作为据,参照传记资料推考出诗人的行年,从而订正了现有考证的未确结论。这两部分构成了论文的骨干,也博得了评审委员的好评。第三部分对戴叔伦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讨论相形之下显得单薄,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至今我仍然认为,戴叔伦不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艺术成就也不高,进行艺术批评没什么话可说。但我从批评中得到的结论不只是这一点,我发觉自己其实不喜欢分析性的批评。我更喜欢考证和研究文献,我喜欢阅读,喜欢看没看过的书。这似乎有点奇怪:谁不是喜欢看没看过的书?不,一般阅读和专业阅读不一样。一般阅读,人们的确都喜欢看新书,很少反复看同一本书。但专业阅读,许多人是爱反复读一本书的。这种人是分析型、哲学型、思辩型的人,看书注重明理;而我,则喜欢多读多看,是陶渊明所谓不求甚解的人,思维特征是综合型、历史型、知识型的。所以按我的禀赋和兴趣,本来是会向文献学或考据学方向发展的,成为我尊敬的陶敏、陈尚君两位先生那样的谙熟唐代文献及历代典籍的学者。结果因考上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使我的发展方向有了变化。
程先生的学问,文史兼长,古今贯通,重视理论思维,善于从具体现象入手,在广阔的视野中把握问题,发现、概括出超越具体问题的、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程先生对我的训练侧重于把握、分析问题的能力,我在研究戴叔伦时萌生的一些印象式的看法,经整理和提炼,形成《大历诗风》的基本观点。这种综合式的研究,比作家研究更对我的胃口。一些新的想法使我兴奋,学位论文的构思和写作可以说比较顺利。但后来到文学所工作,着手《大历诗人研究》那种传统的文学批评,就没有很饱满的兴致。经常是高兴就写一篇,不高兴就搁很久。加上自己的期望又很高,不找到有意思的问题,不找到有效的切入点,绝不动笔,以至于15万字的写作计划拖了5年才完成。可以解嘲的理由,一是1989年的辍业及翌年到陕西山阳县粮食局锻炼,再就是我把计划中的茅屋盖成了洋楼十五万字的计划结成了五十几万字的果实。
不过这一业绩并没有让我兴奋,相反却实实在在地让我意识到,我不能继续做这样的研究了。第一,这五十几万字写下来,我已有种被淘空了的感觉。难怪古人写完书要大病一场。我虽没病,却也觉得知识储备已耗尽,亟需补充,需要有一段读书的时间。再者,研究唐诗十多年,这一领域的文献都已熟悉,问题也都知道,我实在不乐意老是翻那些书,琢磨那些问题。于是,我就开始了清代诗学的研究,准确地说是进行研究的准备了。这个转向对我来说似乎很自然,并没有经过深思或反复权衡。有几方面的原因促使我选择清代诗学这一课题:首先,开始研究诗学而不是诗歌本身,是鉴于我对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现状的不满。在我看来,现有的诗学著作大多是立足于文学概论的框架,然后用诗话材料来作填充物,可以说是用诗话材料来论证了一些文学一般原理,真正属于诗学本身的问题还有许多处女地没开发。而我自己在诗歌批评的实践中,常对古代诗学的奥妙有所领会,并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文体学修养的积累也让我对中国诗学的传统和诗歌批评的文化特征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希望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使经验的积累升华到理论的层次。
选择清代诗学作研究对象,无疑是与上述想法合契的。清代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总结,无论在涉及问题的广度上,还是在理论思考的深度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而从内容说,清代诗学所讨论的仍不外乎是汉唐宋明的诗歌,研究清代诗学不仅调动了我研究唐代诗歌的经验积累,使现有的知识融会贯通,成为治清代诗学必要的诗史修养,其间的理论问题和批评实例更直接触发我反观前代的诗歌,产生新的思路和视角。1996年我去台湾参加第三届唐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提交的《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一文,就是研究清代古诗声调论的副产品。通过梳理清代古诗声调研究的论著,我看到清代的古诗声调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总结、提出规则,到补充、修正规则,再到改造、扬弃规则的认识过程。是什么原因促使诗论家们探讨古诗的声调规则,又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放弃了这种努力?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古诗声调究竟有没有规则,清人提出的规则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抱着这个疑问,我取韩愈诗为标本作了精细的统计,终于得出明确结论,对清人提出的古诗声调规则有了清楚的判断,从而为理解和评价清代古诗声调学说确立了学理基准。而同时,这种回溯性的反观和验证,又激活了我对唐诗的透视,新的地平线由此展开。
再从个人兴趣和禀赋说,清代诗学也非常适合我的爱好。我喜欢读书,清代诗学浩瀚的文献为我提供了无边无际的阅读范围,同时满足了我对阅读本身的兴趣。据我的初步考察,清诗话现存书就达八百种以上,还有各种选集、总集、文集里的序跋、论文,诗学资料可谓无限丰富。以此为研究对象,每天都可以读新的书,接触新的作家和作品,获得新的资料,产生新的想法。这是何等愉快的事!当然,清诗和清诗话比起前代来的确是粗制滥造多,陈词滥调多,标榜风流多,经常让人不耐烦细读。但清人毕竟生活在尚学问、重书卷的时代,标榜风气、风流自赏者虽多,真正枵腹无知者却少,是故考订、议论每有可观。我贸然闯入这个学术领域,既无师承,也无成见,全凭自己去见识体会,偶有所得,常出学界现有研究的视野之外。对我来说这有一种类似探险的刺激,不知道会遭遇什么问题,会得到什么结论。整个研究过程是开放的,思想也是开放的,相当自由,相当舒畅。更让我高兴的是,初步的阅读就让我树立起一个信心:在清代,只要肯去翻书,肯思考,几乎没有弄不明白的问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以前读先秦典籍,每当考虑一些文学问题,就牵涉到作品年代和时代背景难以确定的苦恼。就是唐代也常会有这样的问题,以致一些有意思的看法只能停留在初步推测和假说的阶段,一往深论便苦于文献无征,难作定谳,无形中感受拘束,不能尽情驰骋自己的目光和思绪。要不就只能天马行空,以逻辑推绎代替历史过程的呈示,连自己都不敢断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的原生态。我作《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一文,就隐约感到这种困厄,所以在余论中作了保留的交代。我的确不敢自信自己的结论多么有力,材料毕竟太少,只能姑妄言之罢了。每见时下文学人类学学者三根豆芽做一盘菜,新义澜翻,言之凿凿,只能逊谢不敏,苦笑走避。
清代诗学就不存在这种问题,经过彻底的考查,我们可以将问题原原本本地弄清楚。即如《中国文学大辞典》付阙的许多作家生卒年,我浏览中随便就考得了,也写了几篇补白文字。但这类文字不能老做。对唐代文学研究来说,弄清一位作家的生卒年,是重要发现,但在清代不是,就像治唐史以两《唐书》为基本典籍,而治清史引据《清史稿》则会吃人讪笑一样。我这么说,决没有轻视资料考订的意思,只是要表明,对学术资源不同的领域,一种工作方式的意义和价值决不是一样的。在资料无比丰富的清代,如果不肯放过这些细节问题,那么整天写这些考订文字也来不及,永远别想做有深度的研究。这也是促使我选择清代诗学作研究对象的原因,我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式。
十多年研究唐代文学的经历,让我养成巨细不遗,有问题必究的作风。因为材料和问题有限,我们必须仔细对待每一条材料,每一个问题。我写刘长卿诗论时,鉴于诗人生平考证已有不少论文,本不打算在这方面花费功夫。不料一读现有的考证文章,觉得仍有不少问题,只好自己动手解决,结果写了一万多字的考证文章,把刘长卿生平的几个重要问题都弄清楚了,同时由作品的编年分期直接引发了我对唐诗范式演进的思考。这就是唐代文学研究的方式。而在材料浩繁的清代诗学,一般问题无须考证,需要考证的大都是冷僻的问题,与研究主题相距较远。材料的丰富甚至过剩,问题的繁多和复杂,迫使我舍弃细枝末节,去捕捉最重要、最有意义的问题,从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历史进程和理论内涵的深度思考上。借吴之振《宋诗钞序》的话说就是皮毛落尽,精神独存。这样的工作方式,可以让我对课题保持一定的新鲜感,从而保持思维的活力。同时由于问题涉及的时间跨度大,在历时性的展开中更容易认知历史的连续性,并激活以往积累的知识,使理论命题形成、发展的过程在历史视野中逐步呈现出来,让我付之以有历史纵深感的陈述。从涉猎清代诗学起,我电脑里论文的题目就急剧增多起来。已写成的有《作为批评家的严羽》、《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至法无法:中国诗学对待技巧的观念》、《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经过一定阶段的积累,我也许要写出一系列阐释中国古典诗学基本理论和命题的论文。
以前,别人介绍我时,说我是研究戴叔伦的,后来又说是研究大历诗的,我听了都不是滋味。没错,我是写过有关戴叔伦或大历诗的研究著作,但我并不只是研究了戴叔伦和大历诗人呀?我从来没把自己的学术目标确定在什么朝代,什么课题。在近期的几年内,我将致力于清代诗学的研究,但以后就难说了。也许清代告一个段落,又去研究宋元、明代或是汉魏、六朝也说不定。不给自己的学术目标圈定范围,可以用更广阔的心胸容纳更多的问题,不知不觉中积累下多方面的知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辈子不太可能涉足叙事文学及其理论了。这倒不是因为生也有涯,学问无涯,书多得读不过来,而是由于在学科已有相当积累的今天,文体学和文学史的修养对学者是严峻的要求,是学者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没有多年的潜心研究,很难对一种文体的艺术特性及其历史具备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也就没有判断力来保证有效地进行这种文体的批评和研究。职是之故,现在的学者大都以艺术部门为界,研究领域可以说是纵贯而非旁通。老一辈学者经常独立著述文学通史或断代文学史,现在的学者则很少有这样的著述,更多的是分体文学史。也许能写古代诗歌史或戏曲史,却不能写唐代文学史或明代文学史。即使写出来也一定很肤浅,顶多综合学术界现有的成果而已。学术发展得日益精致、深入,对学者的能力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我研究清代诗学,还有一个意图是想做一点作家研究。我觉得,作家研究与文学史相比,对学者素质的要求要高得多。文学史研究,即使进入一个陌生的时段,只要搜集、阅读一个时代的文献,熟悉当时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观念,将前后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得到关于文学史的基本见解,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实现的成果。而作家研究则不同,它对研究者的素质有全面要求。首先必须拥有良好的文学史修养,否则无从获得判断力,无法在历史中给作家定位;其次,必须具备相当的文体学知识,否则难以作出有深度的本文分析和批评;最后,也是最为严格的要求,必须对人生、社会和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而这决不是仅从书本就能获得的,它需要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生存体验,更需要一种对人生的解悟。这常常是划分杰出作家和平庸作家的标尺,当然也同样是划分杰出学者和平庸学者的标尺。所以通常的情形,一般是年轻时作文学史研究,到晚年才做作家研究。可是现在国内学术界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致使一些伟大作家的研究真正缺乏深度。我自己刚走上学术道路时,根本想也没想过作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些大诗人的研究。但现在准备开始做王渔洋,以后也许还有黄仲则的研究。这两位是我觉得在诗史和诗学史上有特别意义的作家,他们两人的意义至今还未被充分认识。
王渔洋无疑是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集大成者。后一点目前似还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王渔洋不仅以坚持不懈的写作留下数量丰富的诗歌作品,而且作为批评家和诗学家,撰著了令人瞩目的诗学理论著作。身处明清文艺思潮和诗风的转型时期,他以神韵为核心,提出一整套诗学理论,将明代的单纯拟古转化、改造为深度的师古,并力求营构新的艺术风貌。过人的才华和显赫的政治地位,使他能继钱谦益之后成为康熙一朝的文坛盟主,在身边团结一大批优秀诗人,形成一个影响持续到乾隆中叶的作家集团。他还通过编选、评论、刊刻前代和当代的诗歌作品,撰写序跋、指授学生等形式,给予康熙诗坛以重要影响,也为今天留下了丰厚的诗学资料。搜集整理这份资料,并进行深入的阐释、研究,是研究清代诗学、诗歌创作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任务。然而现有的研究和批评,通常只依据《渔洋山人精华录》和《带经堂诗话》,顶多是《王渔洋遗书》的有限材料,对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方面的资料并未认真发掘,致使王渔洋乃至康熙朝诗学的研究停留在相当粗浅的水平上。我通过广泛的阅读,搜集了有关王渔洋生平、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大量资料,撰成《王渔洋事迹征略》一书,对诗人的生平、文学创作和批评做了详细的梳理。通过上述研究,我对他毕生的文学活动有了更深的了解,发现不少未被注意的重要问题,如倡导宋诗及返回唐音的经过,编选历代诗歌的动机与神韵论的确立,填词创作对清词复兴的开风气意义,藏书特点与当时文献流传状况对创作风气产生的影响,古诗声调学说在其诗学体系中的意义,大量批点、序跋中的文学见解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王渔洋诗学的阐释、评价,而且涉及到对康熙朝乃至整个清代诗学进程的重新估量。
目前我们的古典诗学研究,基本停留在平面地诠释和评价作家和理论问题的水平。然而我们知道,古典诗学一直处在动态的发展中,将它从历史过程中剥离,就会遗失其具体语境下的所指,使历史上的概念、范畴及理论命题流失其丰富内涵和实践意义,只剩下肤浅的外壳。这就是我们的比较诗学本钱越比越薄的原因。我一直致力于将理论问题还原到过程中去,使古典诗学的基本概念、命题呈现其建构过程和被理解、接受的历史,以丰富我们对诗学传统的认识。我最近发表的论文《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便是这种尝试的结果。在王渔洋的研究中,我同样也要将神韵论历史化,在康熙朝诗学的总体背景下把握它的意义,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已在《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一文中提出,1997年7月我在日本九州大学做同题讲演,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征略》一书完成后,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将在此基础上,对康熙朝诗学的结构和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独自的学术特点,各学术领域对研究方式的要求是不同的。学术目标的确立,学术专攻的选择,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学科发展的需要,学术资源的贫富,知识积累的程度,个人知识结构的类型,兴趣和秉赋的投契,可利用的图书条件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只有处理文献方式的差异,而没有处理文献规模的差异,更没有研究难度的差异。比如说,研究六朝文学,基本文献不多,但今人的研究著作即参考文献却很多;研究清代文学,基本文献繁多,但今人的研究则较少。基本文献少的学术领域容易进入,但做出突破性的成果很难;基本文献多的学术领域,进入困难,需要多年打基础和熟悉材料的时间,但日后做出独创性成果的机会却较多。总之,从经济的角度说,能量守恒定律也完全适用于学术的投入和产出。所以,确定学术目标实际要考虑的,更多是在处理文献的方式与自己学术条件的适应。比如说,清代文献多当然是好事,但同时带来多的麻烦。因为不可能像对待六朝或唐代那样,把所有的资料都加以抄录或作出索引,所以只能围绕问题搜集资料。而问题却总是发生的,在没有遇到一定的材料或相当数量的材料时,不会觉察到问题。一旦觉察到问题,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已从眼皮底下流过。我研究清代诗学,最大的苦恼就在这里。材料过眼不知有用,迨见知既广,问题浮出,回想以前所见有价值的资料,已不可复得。随着年龄增长,过目不忘已是少年时代的神话。我曾为一则几天前寓目的嘉庆间文集的材料,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书库翻了一下午,再也检不出。六朝、唐宋的文献都有范围,下死力气搜检一通,总能复得。清代的资料,如大海网鱼,捞得即捞得,一旦放过,焉能指望它再入网来?何况清代文献庋藏星散,到处访求阅读,偶尔浮想起曾经眼的资料,甚至连见于何处都记不起,每每跌足恨笔录不勤,却也无可奈何。
综合起来说,学术目标的确定和转移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需要考虑内部条件的充分和外部条件的允许。须几方面齐备,不可或缺。平时和同行聊天,偶尔会谈到这个问题,初心者也常以此咨询,遂将自己的感想和经验拉杂道来,权作野曝芹献。

永利网站平台,我所蒋寅研究员新著《清代文学论稿》近期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蒋寅研究员继《王渔洋事迹征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和《清诗话考》之后的第四部清代诗学研究著作。

兹将该书目录、自序迻录于此,以飨读者。

目录: 自 序 清代文学的特征、分期及历史地位 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
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清代诗学史的分期 清代诗文集的类型、特征与文献价值
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 清诗话与小说文献 清代诗学的研究方法
邹祗谟生平事迹辑考 叶燮行年考略 叶燮的文学史观
《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的关系 黄承吉及其《梦陔堂文说》略述
汪端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 郑珍诗学刍议 论文初刊杂志一览 后记

自序:
如果以读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的开始,那么我研究古典文学已有26年。虽然我常被视为唐代文学研究者,但实际上我致力于唐诗研究不过十年,而用功于清代文学却已近二十年了。从1990年开始做清代诗学文献的调查,1993年写完《大历诗人研究》后,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清代诗学研究上,由考索清代诗学文献入手,进行王渔洋和清代前期诗学的研究。十多年沉潜的结果,凝结为《王渔洋事迹征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和《清诗话考》三部专著。虽然每年仍发表一二论中唐诗人的论文,但那都是多年形成的想法慢慢写出来,远不如对清代文学这么全力以赴。这一选择和转向,基于我对生活、对学术的理解,也基于我对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的认识。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内容,作为学者的个人经验殆不足道。若从学术目标的确定来说,倾注精力研究清代文学,则是基于我对学科发展现状的判断。
相比日渐趋于饱和的前半段文学史来说,后半段文学史留有太多的空白。清代文学尤其是清代诗文词曲和文学批评,还有大量的作家、作品无人问津。学术投入的这种不平衡已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我们知道,对上古文学的评价是与中古文学研究相联系的,而对中古文学的评价又与近古文学研究有关。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的日益延长和丰富,同时在压缩现代文学的分量和自足性,明清文学史的不断充实也必将改变我们对之前文学史的看法。这就是T·S·艾略特所精辟指出的,“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文学不清楚的文学史就像是一副不全的骨牌,每张牌在哪儿还不确定,要待牌齐全后才能落实。六朝时期的陶渊明,是到苏东坡出来才排定他的位置的;李颀、刘长卿、韦应物、黄庭坚、元好问、王彦泓这些诗人的位置,恐怕也要等明清文学研究透了,才能准确定位。所以到今天,即使为了唐宋以前的文学史,也必须研究明清文学,更不要说唐宋以前的文学田野耕耘已久,渐多重复,开展元明清文学广袤田野的作业是势在必行的。
我之所以选择清代诗学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现有的古典诗学研究著作大多依托文学概论的框架,将诗话材料填充进去,结果像是用诗话材料印证了若干一般文学原理,而真正属于诗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却很少被触及。这种情形让我为古典诗学的丰富性被严重遮蔽而感到遗憾,同时也激发起我研究古典诗学的冲动。既然要研究古典诗学,就不能不涉猎清代诗学著述,就像治经学必从清儒入手一样。清代毕竟是集古代一切学问之大成的总结时期。而从另一方面说,学术研究的长期投入,是必须有强烈的兴趣为动力的。研究清代诗学首先可以满足我的阅读兴趣,因为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书非常丰富。其基础是民国间著名学者兼藏书家张寿镛后人捐赠的约园旧藏,以历代总集、别集和通俗文艺书籍最具特色。何其芳先生任所长期间又购进大量明清别集、戏曲小说和诗文评类著作,研究清代文学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整排书架的清诗话和一整面墙的目录书志直接激发了我阅读和考索清代诗学文献的志向。
实际上,从还在写作《大历诗人研究》的1990年,我就开始调查清代诗学文献的传世情况了。通过检阅馆藏的所有公私图书目录,托友人复印查阅国内外图书馆的书目,以及出差、开会顺便到各地图书馆访求,四年后我已编成一份收见存书八百余种的《清代诗学著作简目》,不仅著录现知的所有版本,凡孤本、珍本还注明收藏机构。在《中国诗学》第五辑发表后,颇为同道所嘉许,以为治清代诗学从此有门径可入。通过这番考察,我同时也掌握了王渔洋著述和顺康雍三朝文献的收藏情况。从1995年开始,我就投入到三朝文献和清诗话的阅读中。先是本所和历史所藏书,然后是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后是地方和大学图书馆,一家一家地访读计划范围内的文献。
1997年我受聘为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又得以获见东瀛所藏的一些稀见清集和诗话。京大收藏汉籍之富甲于日本,我在一年任期内,除几种常见书外,看完了校图书馆、文学部图书馆我前所未读的全部清集,光留存以备查的借书单就有325种。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一直在整理,到我离任前夕才开放,只在阅览室读了几十种较少见的清人别集。平时课余将《王渔洋遗书》中的资料陆续输入电脑,到2000年撰成《王渔洋事迹征略》一稿,凡与王渔洋有关的资料,只要有年月可系,巨细无遗地罗列出来,有些年份王氏一天一天的活动都有记载。不止一个友人说,古代作家年谱从来没有做得如此详细的。我的想法是,像王渔洋这样一位达官、名作家、批评家、文坛领袖、学者、老师,一部详细的年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东西,比如一个清初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一个诗人兼学者的读书、写作密度,一个批评家与作家交往及编辑、评论其作品的经历,一次旅行的行进速度及写作量,等等。这些内容无论对社会史或文学史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对作家研究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在编撰《征略》的过程中已形成若干有趣的题目,像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的关系,王渔洋对清词中兴的推动作用,王渔洋与清代古诗声调之学,王渔洋诗学与其藏书的关系、《唐贤三昧集》与神韵论的完成等等,大多是有开拓意义的论题;类似王渔洋与钱谦益、赵执信的关系这样的老题目也有全新的发明,这些研究最终形成《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
严格地说,《王渔洋与康熙诗坛》是一部文学史研究著作,而不是作家论,所以导言题为“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文学史原是研究文学发展过程的,中国文学的历史漫长而复杂,不同时代的文献资源为我们进入文学史过程提供了不同的条件,而明清两代的条件无疑是最为优越的。对清初文献的初步阅读,已让我树立起一个信心:治清代文学,只要肯翻书,肯思考,几乎没有弄不清楚的问题。明确这一点很重要。以前读先秦典籍,每考虑一些文学问题,便遇到难以确定作品年代和时代背景的困惑。甚至唐代文学研究也很难避免这种遭遇,以致一些有意思的看法只能停留在初步推测和假说的阶段,一想深究便苦于文献无征。我写作《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一文时就隐约感觉到这种局限,所以在“余论”中作了保留性的交代。我的确不敢自信论文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毕竟材料太少,只能姑妄言之。清代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丰富的史料足以让我们深入到文学史的具体过程中去阐明其细节和深层的结构要素。这是清代文学对研究者的特别恩赐,我们应该心怀感激,充分领受这份恩惠,将研究深入到文学史的具体展开中去,为它提供一个忠实、细致而贴近历史语境的描述和诠释。这或许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价值、最有魅力的工作也说不定,起码我已体会到了它的魅力。
在考索王渔洋事迹、研究王渔洋诗学的过程中,我实际上已完成了清代前期诗学文献的阅读,一个日渐清晰的清初诗学轮廓呈现在我眼前,让我产生描述它的冲动。虽然清代诗学研究近年出版了若干种论著,但仍存在不少有待开掘和展开的问题。在本所重点项目基金资助下,我开始了“清代前期诗学史”的撰写,希望能勾画一幅虽未必简明清晰但会相对丰富的清初诗学图景,一段包含更多问题和内容的诗学史。日后还会向清中叶、后期延伸,最终完成整个清代诗学史的研究。研究清代诗学的乐趣是可以总是读新鲜的书,接触新的作家和作品,获得新的资料,产生新的想法。这确实是非常愉快的事!虽然我很佩服多少年钻研一部书,打一眼深井的专家,但我的性格不适合做那种研究。清代诗学比较适合我,大量的阅读可以让我对课题保持一定的新鲜感,从而激发思维的活力。由于问题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历时性的展开更能凸现历史的连续性,并激活以往的知识积累,一些诗学命题的形成、发展过程便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浮现出来。自从涉猎清代诗学,我电脑里论文的题目就急剧增多起来,陆续写成一批阐释中国古典诗学基本理论和命题的论文,后来结集为《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一书。这些论文使我从唐诗中获得的艺术经验与从清诗话获得的理论命题融会起来,经验得到升华,理论则得到印证,我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经验形态和理论品格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研究清代诗学,时常需要调动以往的知识印证比照,这就促使我不断反思前代的诗歌,对诗歌史产生新的看法,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1996年我去台湾参加第三届唐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一文,就是研究清代古诗声调论的副产品。清代古诗声调论,除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有过部分评述外,学术界再无人涉猎。通过梳理清代研究古诗声调的论著,我发现清代的古诗声调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总结、提出规则,到补充、修正规则,再到改造、扬弃规则的认识过程,其学理的展开有着清楚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诗论家们热心探讨古诗的声调规则?又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放弃了这种努力?其核心问题是:古诗声调究竟有没有规则?清人提出的规则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带着这些疑问,我以韩愈诗为标本作精细的统计,终于得出明确的结论,对清人提出的古诗声调规则作了有根据的判断。这项研究虽是为寻求理解和评价清代古诗声调学说的学理基准而做,但于唐代古诗研究不失为一个有参考价值的个案。
类似这样的回溯性反观和验证,经常触发我对唐诗的思考,形成更有历史纵深感的论述。近几年我写作的唐诗研究论文,大多是这样产生的。由于跳出唐诗的框框,从整个古代诗歌史的走向来观察,往往从旧题中发掘出新义,或从寻常材料中看到不寻常的历史意义。比如权德舆这位作家,学术界一向很少注意,我正是通过王渔洋研究引发的对文坛盟主的思考,对权德舆及其台阁诗人群的诗史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进而对贞元诗史的进程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后来,仍然是在清代诗学的研究中,我又萌生了对权德舆赠内诗和早期创作的看法。权德舆集是唐代较完整地保存了作家创作全貌的少数别集之一,存有大量青少年时代的作品,还有整整一卷赠内诗,它们为研究作家心理的成长和家庭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种研究思路的获得,往往依赖于对整个古代诗歌发展过程的全盘观照。清人讨论的问题基本包括全部古代诗史,治清代诗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全部诗史的摸索,以往积累的零星知识和问题不知不觉就一点一点连缀起来。先师程千帆先生常说,做学问既要专,又要通。我的体会是,专而不通,眼界易陷狭隘,虽专而必不能深;通而不专,则泛滥无所归,似通而不免空疏。两者实际上是互为表里,互相依存的。写完《大历诗人研究》时,虽然很想恪遵师命,继续做贞元、元和诗研究,但感觉无从下手,无话可说。研究清代诗学十多年,却陆续写了十几篇中唐诗论文,形成对中唐诗歌的整体看法。正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问实质上就是在旧学和新知的不断摩荡和激发中酝酿出来的。
我对清代文学的研究本来集中于清初,着眼于具体的作家和著作,所作论文也都是作家的生平考证和诗学研究方面的,2002年协助傅璇琮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由我负责,有几个题目无人承担,无奈之下,只得自己操刀,因而就有了《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清代诗文集的类型、特征与文献价值》等论文。而《清诗话与小说文献》与论黄承吉、汪端、郑珍三文,则是为参加散文、小说、女性文学及地域文化的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基本上都是学界很少触及的问题。也正因为都是筚路蓝缕的作业,考证、论述都不免粗疏和肤浅。蒙姜小青先生垂青,嘱将近年写的清代文学论文编个集子,遂从历年发表的六十篇清代文学论文中选择内容较独立的十五篇,略加修订,分为两编,前编为综合性论述,后编为作家研究。凡是为清代诗学史写的论文都没有收入,但不排除部分内容相关,如论清代诗学史分期一篇。
我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后记里曾提到,我对学术的基本态度是志在高远,脚踏实地。至于说具体的学术追求,则可以平正通达四字尽之。“平”是本着平常心考量历史,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诡不随,既不矫激立异,也不乡愿趋时。“正”是坚守学者的独立品格,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同时坚持文学本位的学术立场,不走偏锋——这是基于我对中国文学研究水准的不满,我们对文学本身的研究还十分薄弱,需要文学研究者倾注全力。“通”不只是上文说的前后贯通,还要古今贯通。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或缺乏清醒的认识,便意味着欠缺人文学者的基本素质,更不要说远大的文化抱负和学术追求了。“达”指具有良好的感受、理解和思考能力,同时兼备良好的表达能力。不仅要把问题想透,还要能说得透,所谓“辞达而已矣”,简练精确而又明晰晓畅的学术语言,是我向往的境界。这平正通达四个字,看似简单,却不很容易做到。为此我一直在努力,如太史公所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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