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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百多年古籍收拾与古文献学科发展史的梳理与意义,古籍收拾商讨与中华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究切磋会

十一月 15th, 2019  |  文学

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建设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丰富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
提出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弘扬中华文化。十八大又进一步明确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而要弘扬中华文化,
培育民族精神,
就离不开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
只有加强古籍整理工作和古文献学研究,
才能更好地挖掘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使之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因此,
不断推进古籍整理事业, 深入开展古文献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创新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性工程。

2009年3月30日至4月1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主办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美、日、韩等国及中国大陆、港澳台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大会共收到60余篇学术论文。有学者说此次学术研讨会有“三高”——与会学者层次高、会议论文质量高、学者讨论热情高。
会间,各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古籍整理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古籍数字化和新文献资料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对如何推进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学科,创始于20世纪初叶,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如何认识、建设这一学科,南开大学赵伯雄教授认为,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理论框架来看是完全一样的,同属于基础学科、辅助学科的性质,在中文、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必须受到重视;但也确实存在学科界定不严、研究范围不定的问题。如在教育部的学科体系划分中,中文一级学科下列“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历史一级学科下列“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级学科下列“文献学”二级学科;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学科体系划分中,中文学科下却无“中国古典文献学”。事实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古代文献,而且其研究范围距今年代越远越难以分清,其学术研究方法也基本一致,应该予以合并。同时,也应该加强分别服务于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专科文献学建设。
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层次、理论方法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澳门大学杨开荊女士提出,应该建立“澳门文献学”学科和建设“澳门记忆工程”。她认为,这将会成为透视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的一个特殊视窗。华中师范大学董恩林教授认为,建立“文献编纂学”十分必要。他指出,古文献编纂存在汇纂、类编、抄辑、选录四种体式。当今的古典文献学受传统朴学的影响很大,以辑佚、训诂、校勘、笺注为主要研究手段,以古籍的整理,文献史料的汇编以及版本、目录学研究等为主要研究形式。这些研究手段和形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这一学科现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及形式是否还有发展的空间?加强古典文献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以三千年来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为对象,可以为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比如,考察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扩展其研究领域。在传统的以版本、目录、校勘学为主要内容的普通古典文献学研究,服务于专门学科和专门领域的专科古典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学通史研究,古籍辨伪研究和古籍辑佚研究之外,古典文献学是否还有其他研究领域?是否应该建立“地域文献学”这样的子学科?
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提出古典文献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取诸如文化人类学、阐释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的成果,拓宽研究视野。山东大学陈峰博士认为,历史学经历了从文献学中分化出来的发展过程;文献学与历史学应该建立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它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它们的持续良性发展。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古典文献学界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加强同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学者的联系,共同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
二、古籍整理研究的思想与方法
目前,古籍整理研究的思想与方法业已成熟,但仍需进一步发展完善和更新。与会学者在传统思想和方法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值得关注。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提出要建构“东方本位”学术研究方法体系的思路。谓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不断引入西方理论体系,试图有较大突破与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中国传统学术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为西方理论体系所完全涵盖和解释。传统学术研究的突破,应该在吸收西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以传统文献研究方法为基础。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以编著《清人著述总目》为例,详细总结了书志目录的撰写方法。
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认为,今本《尚书》不能简单目之为伪书,前人对《尚书》的考辨方法尚欠周密。传统古籍研究的方法受到经学研究方法的巨大影响。今古文经学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古文经学恪守“疏不破注”的律条,重考据,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今文经学则提倡发新说,重义理,密切结合现实社会发展自己的学说。在清代乾嘉朴学兴盛的影响下,清末汉学与宋学有合流的趋势,书证归纳的方法在学术界盛行,产生了一系列仍为当今古籍整理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方法,但有的方法如辨伪方法是需进一步发展的。
三、古籍数字化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古籍的数字化是古典文献学面临的重大机遇。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说明了计算机扫描技术对利用古文字字形注释古籍提供的便利。韩国成钧馆大学李昤昊教授、柳浚弼教授和金庆浩教授介绍了韩国经学与朱子学资料数字化的情况。四川师范大学秦彦士教授则说明了全汉字简易排序对推进古籍数字化的意义,呼吁学术界在这方面进行合作研究。
目前,古籍的数字化还存在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电子版古籍的数量不可谓不多,但从事古籍数字化的机构和个人则大都缺乏文献学素养,忽视古籍版本的选用,校对也大都欠精,导致成果利用价值不高。又如目前一些电子版古籍的电子版本繁多,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劳动,也给学者查询使用造成了较大的麻烦。又如现有汉字库虽然不断更新完善,但仍不能完全支持古籍数字化,不能解决一些冷僻字的输入。古文献学界应该应该积极参与古籍数字化的工作。与会学者也看到,计算机技术固然给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但是也挑战着传统的阅读方式和习惯。只知利用电子检索而忽视文献阅读对人文素养和精神的塑造和传承十分不利。
四、海外文献、出土文献与民间古文献
怎样发掘新的文献资料、增加文献的数量,是本学科众多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日本早稻田大学孙猛教授指出,日本学者撰写的跟中国古籍整理研究有关的汉文文献、部分日文文献是中国学者应该关注的。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介绍了赴日本访寻《文镜秘府论》古本的艰难经历。美国哈佛大学薛龙(RonaldSuleski)教授认为,民间手抄书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海外保存着大量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国内学者要集合力量,尽力将其在国内整理出版;海外收藏机构应为中国学者查阅复制这些资料提供更便利的条件。海外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或已取得大量高水平的成果,具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值得借鉴。
20世纪以来大量地下文献陆续出土,这对古典文献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但许多出土文献尚未公布,原始资料还掌握在考古发掘人的手中,已整理公布的出土文献在文字释读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争论,导致研究和利用出土文献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因此,古典文献学界应该加强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争取尽快对20世纪的出土文献进行汇编、整理和出版。
民间流传的古文献的重要性目前尚未得到古典文献学界的足够注意。包括谱牒、石刻、文书、日用杂书、剧本、唱本等在内的民间古文献是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但其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分散,大都尚未得到整理,湮没失传的可能性很大。对民间古文献的抢救整理,是当今学术界及政府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本次研讨会虽已结束,但是它给学界带来的思考却还将继续,对推进古籍整理研究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进步和发展更将产生深远影响。

当代“古籍”的概念是指产生于1911年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国历代虽然也有整理以往古籍的历史,
然而, 自1911年迄今的古籍整理运动,
却是一场在语言文字、整理方式、诠释理念及选取对象上都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运动。清代学者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作的序言中,
一开头就说:“学术盛衰, 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这是说,
学术发展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段之后,
才能清楚地看出其发展的脉络和升沉的原委。“百年前后”只是一个概说, 不过,
现当代的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 自1911年起到2011年之间,
恰好是一个百年。100年来的古籍整理运动不仅成为各个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还催生了古文献学科。尤其是1981年迄今的近30年,
中共中央专门为整理古籍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开创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大发展的新局面,
古文献学科也因此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自身的逻辑发展,
迫切要求从事这一事业的学术工作者,
总结近30年乃至百年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的历史,
探索其主要路径和动力机制,
用以指导正在蓬勃发展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古文献学学科建设。因此,
可以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发展到这样一个重要阶段,
学术演进内在的总结性需求,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梳理百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史的任务。故本文拟就百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理论突破和学术意义略呈己见,
以就教于学界。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

20世纪至今的中国古籍整理运动波澜壮阔,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央号召整理古籍之后,
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对于古籍整理历史和成就的回顾。这方面的总结有几种情况。一是较多地集中于对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和成绩的回顾,
如对近10年、近30年、近50年古籍整理工作的讨论。其中较突出的是杨牧之的长篇论文《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和展望》。该文从几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50年间古籍整理出版的历史进程和显著成就,
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面临的任务提出了要求与希望,
是一篇分析全面、数据可靠、见解深刻的论文。[1]二是对20世纪古籍整理工作的讨论。这方面的论著不多,
已见有徐梓的《20世纪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及今后的发展趋向》
(2005年会议论文) , 该文较为宏观地梳理了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
重点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情况,
对今后的古籍整理提出了建议。王子今的《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重点讨论了20世纪对于古文献的利用和研究,
兼及20世纪的古籍辨伪、辑佚和汇编等,
但内容不多。[2]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彭正雄的《台湾地区古籍整理及其贡献》,
该文对20世纪50年代至世纪末台湾地区的古籍整理成就,
按专题形式如编目、标点、校勘、辑佚等进行了介绍,
并扼要讨论了其贡献与不足。[3]三是对民国时期古籍整理工作的讨论,
仅见傅振伦的《民国时期国内古籍整理述略》一文,
该文扼要讨论了民国时期古籍整理的一些成果, 但缺漏颇多,
亦未作系统的学术史评述。[4]

第二,
通过编制书目记录古籍整理出版的成果。目前记录古籍整理出版的目录主要有3种:《古籍目录》,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纂, 1980年出版,
著录1949-1976年整理出版的古籍2336种;《古籍整理图书目录》,
同样由上述机构组织编纂, 1992年出版,
著录1949-1991年整理出版的古籍6563种;《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
杨牧之编, 2007年出版, 著录1949-2003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名目17000余条,
删除因一书多版的重复,
著录整理的古籍超过万种。上述目录反映了1949-2003年50余年古籍整理出版的基本成就。

第三,
对古籍整理工作意义、工作特点的总结。黄义侠的《近5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的特色》分析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注重底本和校勘、网罗全面、形式多样、重点突出、讲求质量、地方色彩鲜明等几方面的特点[5];杨牧之主编的《论古籍整理与出版》论文集讨论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意义和技术特点等问题[6]。

第四,
对20世纪古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总结。全面回顾和讨论20世纪古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论著并不多,
有一些论文是从讨论现代文献学的角度兼涉古文献学研究的,
真正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 仅见周国林的《20世纪中国古文献学检论》,
该文将20世纪古文献学的建设分为形成、初盛、衰微、缓进、复兴5个阶段,
而重点放在对1980-2000年间复兴期古文献学发展的分析上。[7]笔者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也对20世纪古文献学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宏观梳理,
并指出了其中的几点不足。[8]除上述对20世纪古文献学整个学科发展的回顾之外,
还有一些对古文献学分支学科的讨论。其中,
比较突出的是曹之的《20世纪版本学研究综述》、彭斐章的《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刘重来的《中国20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以及曹书杰的《中国辑佚学研究百年》。

总体而言, 上述成果为全面梳理百年整理国故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当然也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最主要的一点是大多倾向于对20世纪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的历史叙述,
而缺乏对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方法得失的分析与总结,
缺乏对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建设重大理论问题的提炼与升华。其次,
在历史叙述方面, 对于民国时期和港台地区的学术史总结都非常薄弱。最后,
未将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两者由实践到学科建设的互动关系加以联系和阐述。

二、百年发展史梳理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百年发展史的梳理就是要在近百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总相的观照下,
梳理百年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的发展历程, 阐述其运作机制和研究方式,
探究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建设之间,
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结百年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重要成就与经验教训,
提炼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方法论、基本理论和学科理论,
以形成较为系统的学理架构, 并从中概括出前瞻性启示,
为今后的古籍整理实践和古文献学学科建设提出科学的设想和建议。具体讲,
从学术史总结的角度, 可以从以下几个部分来展开:

第一部分是民国时期: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初兴 (1911-1949年) ;

第二部分是新中国前30年: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渐进 (1949-1979年) ;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繁荣 (1979-2011年) ;

第四部分是总论:百年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启示;

第五部分是附录:1.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图书目录 (1911-2011年) ,
2.百年中国古文献学著作目录 (1911-2011年) 。

永利网站平台,按照上述基本思路所设计的架构,
这百年发展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两条主线和四个层面。

(一) 两条主线

  1. 古籍整理工作发展的主线

一是梳理百年间古籍整理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性特点,
阐述不同时期古籍整理发展的演进路径和基本走向。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社会环境和思想倾向不同,
必然深刻影响古籍整理的发展进程,
如民国时期和新中国以后古籍整理的理念就不相同, 而在民国这一时期内,
抗战前后古籍整理的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
要在把握时代背景的前提下揭示古籍整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二是阐明古籍整理范围和形式的变化。百年古籍整理的范围从经典到笔记、野史、小说、戏曲,
从传世文献到出土文献, 从汉文典籍到少数民族文字典籍,
整理的范围不断扩大。古籍整理的形式也从通常的影印、点校、汇编、注释、编目索引,
增加了今译、外译、数字化等多种形式,
各种形式的内部也在不断变化革新。以简单的标点而言,
就有多种范式的变化。因此, 要从古籍整理范围和形式的演变,
说明古籍整理规模的扩大和发展路径的拓宽。

三是论述不同时期古籍整理的代表性人物和机构。百年古籍整理中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
他们的突出成果、丰富经验和深刻思想,
是需要总结和继承的优秀遗产。不同时期的古籍整理还出现不少管理、研究、出版机构,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全国规划小组、高校古委会、中华书局等古籍出版社、高校中的古籍研究所等等。改革开放新时期,
有关管理部门的规划和协调发挥出主导作用,
高校研究所成为古籍整理的生力军。对相关机构的研究应阐明这些机构的运作机制、模式和功效。

四是展现古籍整理的丰硕成果,
总结利弊得失。丰硕成果应包括具体作品、方法论和古籍整理的基本理论等几方面。我们既要从宏观上展现古籍整理的巨大成就和发展趋势,
也要通过对一批精品的个案评析, 标树古籍整理的“善本”,
使其在学术质量上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要归纳古籍整理中出现错误的通例,
用以提示规避, 从而达到提倡古籍整理精品意识,
引领古籍整理向着高质量、高标准提升的目的。百年古籍整理的成就还反映在整理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古籍整理理论的积淀上,
对方法论的提炼和相关理论的建构, 也是总结成果的题中之义。

  1. 古文献学科发展的主线

一是古文献学科的构建和演进。要从古文献学科构建的初兴、渐进、确立和繁荣等几个阶段,
论述其构建与演进。在阐述各阶段的演进时,
除揭示时代需求和古籍整理经验积累等动因外,
还要说明各分支学科的支撑作用。比如, 20世纪30年代古文献学科初兴时,
陈垣的校勘学史、姚名达的目录学史、袁同礼的古代藏书史等研究,
就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要突出各阶段代表性成果的贡献,
如郑鹤声等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张舜徽的《广校雠学》和《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及白寿彝的有关论著等,
分析其对专业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表述,
考察其对学科体系构建的创新和推进。

二是古文献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发展。古文献学科的构建不仅汲取了分支学科的营养,
反过来因其对总体学科理念的阐发及对研究方法的论述,
又推动了分支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界定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辨伪学和辑佚学6门专学。要分析各分支学科在知识内容、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体系上的创新,
说明各分支学科在丰富古文献学科内容、提高学术水平上的作用。论述时同样要突出代表性著作的突破和影响。

三是学科建设实践与人才培养的成就。学科建设实践包括了学者的职业化、固定的教席和教学培养计划、学会组织、专业期刊,
以及与之配套的学术制度 (如学术评估制度)
等等。古文献学科建设的实践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
并且在新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我们的研究要从上述几个方面以及自1959年以后在各个层次上对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人才的培养做深入分析,
阐明学科建设实践与人才培养在培育、壮大古文献学科,
为古籍整理事业输送和储备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 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从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 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合理化建议。

四是学科理论的探索和提炼。古文献学科在发展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学思想和学科理论素材,
已故的白寿彝、张舜徽、任继愈、刘乃和、黄永年、赵守俨等先生,
以及一批至今仍活跃在古文献学界的老中青学者,
在相关论著中对古文献学的学科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要从古文献学的深层理念、学科体系、学科建设内涵等几个方面,
归纳已有的理论成果, 加以提炼和系统化, 努力构建古文献学科的理论体系,
以凸显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

(二) 四个层面

从横向来看, 研究的主要内容又可分解为四个层面。

  1. 历史层面。

叙述百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的基本史实, 这一层面有较丰富的内容,
包括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的阶段性演进、运作机制和运作方式、主要成果及其在学术和技术上的突破。要在历史叙述中阐明两对互动关系,
说明大规模古籍整理实践如何丰富了古文献学科的内容, 而古文献学的成果,
如陈垣的“校勘四法”等等,
又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了指导作用;揭示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发展的动因及其在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贡献。要阐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的发展,
以及港澳台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的发展, 这些方面以往关注较少,
因此应加以特别注意。

  1. 方法论层面。

科技史和学术史的发展表明, 许多重大的科研学术成果与变革,
往往是先从方法上取得突破的。因此, 研究百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的发展,
方法论层面上的总结非常重要。综观百年发展,
其中有不少成功案例值得进行方法论方面的梳理和总结,
比如《四部丛刊》的原版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配版描润、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古籍今译的意境与传神、《大中华文库》的外译、古文献学研究的数字化检索和“e考据”等等。方法论是介于史实和理论之间的一个层面,
在阐述中既要有经验事实的描述,
又要有抽象概念的论述。前者说明对某种方法如何运用,
后者说明其特点、运用范围和革新意义。

  1. 基本理论层面。

这里主要是指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理论。百年古籍整理的学术史总结不仅要注意历史叙述,
还要把古籍整理实践中的理性认识作系统化归纳, 提升到理论的层面。比如,
要从古籍整理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出发,
在时代的高度上深刻认识古籍整理的意义,
把握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
说明开展古籍整理工作要具备的前提和条件。要从多年来古籍整理出现的错谬中归纳出具有共性的致误通例,
以规避可能出现的失误。从学术上总结各类古籍整理方式必须达到的标准和要求,
以推动古籍整理的规范化, 提高整体学术水平。此外,
还要对多年来古籍整理的一些热点、重点问题展开理论辨析,
为今后更好地规划古籍整理工作、优化古籍整理出版的布局和结构、减少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等提供理论依据。

  1. 学科理论层面。

就是在古文献学的深层理念方面, 阐明古文献学与古籍整理工作的关系,
古文献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学科的性质、特点和科学价值,
明确学科的定位。在学科体系方面, 针对目前存在的泛化学科范围的倾向,
从学科的内在理路上,
辨析和厘清古文献学所包括的分支学科、涉及的边缘学科和关联的相关学科,
说明主次位置, 并重点对各分支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展开讨论。近年来,
有关古文献学科建设的呼声日高, 但对学科建设的内涵却不甚了了,
本项研究应对此作出阐释, 并对如何加强学科建设的运作和保障,
如何优化学科环境等, 提出建设性的对策。

三、百年发展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和理论意义

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史的研究, 将在学术上有重大的创新和突破。

一是以往研究的若干“盲点”和“弱点”问题的解决。对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历程的考察,
以往有不少薄弱环节甚至盲点。如, 民国时期的发展就未有系统的论述,
只有少量碎片式的记述, 这是较大的薄弱环节;再如,
对港澳台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的系统阐述,
就几乎是盲点。这一研究上的缺失,
可以在民国时期、新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等学术史叙述中加以弥补。此外,
以往编撰的古籍整理书目,
如出版时间最近、著录数量最多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 (1949-2003) 》,
也缺载民国时期的古籍整理成果, 未包括港澳台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书目,
至于古文献学著作目录则从未编制。因此,
拟编的《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和《百年中国古文献学著作目录》也可以书目的形式,
补充记录百年整理国故的成果。配合相关的学术史叙述, 以开拓性的研究,
形成真正代表国家水平, 涵盖全面的学术史力作。

二是方法论总结上的创新。方法论的突破往往带来科研成果的质的飞跃,
古籍整理这种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尤其如此,
比如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重排以及新近兴起的在文献学上的“e考据”方法。以往对于重大古籍整理成果和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总结不多,
往往偏重于学术价值的分析,
百年发展史的研究可以着力总结百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在方法上的重要变革,
不仅加以经验事实的描述, 而且从经验中抽象出概念,
以说明其本质、特点、运用范围和革新意义,
升华为方法论的结晶。这些方法论的创新总结,
将成为促进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跨越式发展的动力。

三是理论建设的创新。理论创新是学术不断向前发展的生命力, 然而,
历来对于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的理论探索有一种偏见,
认为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只需要知识和技能, 不需要理论。也可能受此影响,
多年来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理论建设是比较薄弱的。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因为从根本上讲, 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的实践, 如果没有理论总结,
就不可能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和系统化的积淀,
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事实上,
百年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 但理论建设较少,
至今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古文献学科的学科理论也很薄弱。百年发展史研究可以着力改变这种局面,
除了在学术史叙述中注意理论总结外, 可以专设一个总论部分,
以系统概括和提炼百年间理论探索的成果, 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创新,
在构建和完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的理论体系上实现突破性进展。

综上所述,
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对于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对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首先, 这一研究以学术史的形式,
勾勒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的发展历程, 廓清主要史实,
展示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的伟大成就,
不仅可以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一部回顾百年专业历程、吸取前贤经验的学术专史,
也可以弥补以往中国现代学术史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 通过这一研究,
可以提炼和总结百年古籍整理运动中出现的方法论创新和理论成果,
这将有助于完善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论体系,
并通过理论指导来不断提升古籍整理的整体水平和学术质量,
为古籍整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再次, 这一研究对古文献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历史总结和理论探索,
可以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古文献学科的发展方向, 完善古文献学科的建设,
促进古文献学研究的不断繁荣。

最后, 这一研究可以深刻阐明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总结学术史上的经验教训, 并把握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发展的新态势,
为迎接新挑战提出相应的科学对策和战略规划。这对于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在今后的科学发展,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和展望[M]//中国编辑研究委员会.中国编辑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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