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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网站平台十四年下邑令疡铍铭文补释及其他相关问题探讨,库府仓廪铸器说商榷

十一月 15th, 2019  |  文学

《商周金文资料通鉴》18069号器是一件有铭铜铍,2009年4月见于西安,首次著录。据《通鉴》,该铜铍残长39.8厘米,横截面呈菱形,前锋尖锐,中脊明显,前部收窄,茎呈长方条形,后部有一圆孔,从孔处残断,《通鉴》确定其为战国晚期魏国兵器。铜铍的正面有铭文17字,《通鉴》为之作了简单释文:十亖年五月,下邑疡,左库工帀洮所□者。

在战国中晚期的兵器中,三晋兵器独树一帜,具有长篇刻款铭文。李学勤先生率先对三晋兵器进行研究,提出铭文中的“令”是“督造者”,释“工师”前的字为“军”,并未对三晋兵器的国别加以区别(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
年1~9 期,《李学勤早期文集》311~320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永利网站平台 1
1971
年,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兵器窖藏,出土兵器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尤为重要的是基本上均为韩国兵器(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兵器》,《文物》1972
年10
期)。黄盛璋先生以此为契机,成功地解决了三晋兵器的分国问题。还纠正了以往把“库工师”释为“军工师”的错误。除同意“令”为督造者之外,进一步认为相邦、乃至“王”等均是督造者。同时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所谓“库府仓廪铸器”说:
韩国兵器由库制造,库必然附设有冶铸作坊,每一个库都有工师、冶尹和冶人,说明库确有一套工技人员及其相应的冶铸设备。库不仅是藏器之处,更主要的是制器之处,所以有时只简单记为某库,主要即表明作坊。不仅是库,战国的仓、廩也和库一样,兼为制器之处。
传统的意见,总以为府、库、仓、廪等是储藏器物之所,其实在战国也是造器之所,……当指出的是,三晋兵器都由库造,库应该是以制造兵器为主,而府则以制造其他器物为主。(黄盛璋《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考古》1973
年6 期;《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1 期)
《洛阳金村古墓聚英》著录的银器有“ 右舍” “ 中舍” “
更表铸器作坊无疑”。此后,又进一步认为魏国铜器铭文中的“上官”“下官”和秦汉器中的“私官”均设有冶铸作坊。甚至盛季壶中的“
” 兴隆铁范上的“ ”
,戈铭中的“国”,究竟是什么字都搞不清楚,也认定是“制器作坊”。(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48~49
页,中华书局,1989 年6 月)
其实“库工师”和“冶”的主要职责不是冶铸,而是负责审查库藏原材料的质量:
《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郑注:“五库,藏此诸物之舍也。量,谓物善恶之旧法也。”孔疏引熊氏曰:“各以类相从,金铁为一库,皮革筋为一库,角齿为一库,羽箭干为一库,脂胶丹漆为一库。”
这段话不仅表明库的职能是“藏物之舍”,以及库的分工之细,而且表明由库内的工师和百工负责审查库藏物品的“善恶”。这里所说的“工师”,自然就是三晋兵器中的“库工师”。“百工”,当然也应包括三晋兵器中的“冶”或“冶尹”。
此外,上至中央的赵王、相邦,下至地方的“令”,这些人养尊处优,厌恶鄙视生产劳动,不具备兵器生产知识,不愿意也不可能亲临脏乱差的生产第一线去“督造”兵器生产。他们是兵器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唯一关心的是兵器是否锋利。这需要经过试器才能知道,即《管子·小匡》所谓“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残暴的统治者甚至不惜以活人作为试验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杨伯峻注:“杀人以试剑之利纯。”就是好例。把这些人视为“督造者”,显然是郢书燕说的杜撰。
赵、魏兵器正面铭文末尾二字,于省吾先生释为“执齐”,读作“执剂”,释为“今之调剂,调和”,“言其执齐者,是说某掌握兑剂之事”(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序言,科学出版社,1957
年。中华书局1992
年重印)。黄盛璋先生同意释“齐”为“调和金、锡的成分”,但不同意释“执”。认为此字从“殳”或“攴”,应隶为“
齐”。即挞,指锻造。认为“齐”“就是金属原料的调剂,而‘
’就是锤击,合在一起,代表制造兵器”。凡“‘
齐’者皆为兵器直接制造者”齋及其和兵器铸造关系新考》,《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1986年6
月),其说可商。
首先,铜器的硬度,依靠增加锡含量加以解决,而并不使用锻打。铜兵器锋利的刃部应是使用俗称“戗菜刀”的办法“戗”出来的,不可能是锻打出来的。因为宽度只有两三毫米而又笔直的锋刃,很难设想使用什么工具锻打而成。铁器也只有熟铁才需要锻打,铁犁、铁铧就不是锻打,而是铸造的。其次,于氏解“执齐”为调剂金属原料的一道工序;黄氏解为调剂金属原料和锻打的两道工序,是“兵器直接制造者”,按照“工勒其名”的要求,都应像库工师、冶或冶尹那样署以私名,而实际上“
齐”的后面从不署私名。可见于、黄之说均误。但黄氏指出字从攴而不从手则是正确的。为盩字省文。“盩”与“收”同属舌音幽部,音近相通。“齐、剂”属脂部,“器”属微部。微、脂旁转。“
齐”可读作“收器”。 传为绥远出土的三晋兵器十九年邦大夫戈,二行30字:
十九年邦大夫贞,邦冶国晨、孟。邦司寇乐汤,上库工师郭、辰卖。收器。
十九年邦大夫戈铭文末尾正作“收器”二字,证明释“ 剂”为“收器”是正确的。
韩国兵器铭文末尾的“造”,造与收双声叠韵。读作“收”,是“收器”之省。
收器,读作收讫,即验收完毕。
古代有兵器入库试器验收制度,临沂银雀山竹书《库法》:
器成必试乃藏,试器固有法,邑啬夫与兵官之吏啬夫、库上师、库吏[□□□]善时为之;固有岁课,吏啬夫与为者有重任。
整理者认为“《库法》为战国时期作品。‘库上师’应为‘库工师’之误”。“吏啬夫”可能应该读为“吏、啬夫”,“即吏与啬夫之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
年4 期)等都是正确的。
“器成必试乃藏”,意为器物铸成之后,必须经过试验合格才能入藏。反过来说,凡是库中所收藏的器物都是试验合格品。
“善时为之”,是说试器的时间要选择吉日良辰,天气、气候条件都比较适宜的情况下进行。“固有岁课”,《说文》:“课,试也。”意为每年都要对参加试器人员工作成绩的优劣定期考核,以便奖惩。
“吏啬夫与为者有重任”,“为者”即参予试器者。意为吏和啬夫以及参与试器者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不仅吏和啬夫对通过试器验收入库的兵器质量负有责任,对出库后发给兵卒的兵器质量不好,也要问责。
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 禀卒兵,不完善,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
释文:“发给军卒兵器,质量不好。丞及库的啬夫和吏均罚二甲,撤职,永不叙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秦律中的丞应即《库法》中的“邑啬夫”。“库啬夫” “吏” 就是《库法》中的“吏”
和“啬夫”。秦律对不尽职尽责的丞和库啬夫、吏的惩罚,显然就是《库法》的“有重任”,即重大的责任。入库试器验收制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把三晋兵器铭文与《库法》入库试器验收制度相对照,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参加试器的“邑啬夫”
相当于三晋兵器铭文地方官员“
××令”。和十九年邦大夫戈中的“邦大夫”。“兵官之吏啬夫”
相当于邦库啬夫、库啬夫或邦司寇、司寇。参加试器的“库工师”
与三晋兵器铭文中的库工师相对应。库吏后所缺三字,应即三晋兵器中的冶或冶尹之类。根据《库法》中试器之法的有关规定,可以确信三晋兵器繁式刻欵铭文中的库工师、冶或冶尹之类并非铸器者,而应是试器者。王和相邦、令等官吏也并非督造者,同样也是参与试器者,并且还是监督试器的领导者。《库法》中参加试器的人员中之所以没有赵国兵器中通常所见的守相、相邦之类的高官,更没有王。这是因为《库法》中的规定,适用于一般的兵器。只有相邦之类的高官,甚至是王的兵器,才需要高官或王亲自出马参与监督试器之事。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所见一次铸造兵器少则“
三百” ( 《集成》11164、11209) “ 五百” (
《集成》11108、11202),多者一次铸戈“三万”
(《集成》11267)。而使用繁式刻款的三晋兵器极为罕见的原因所在。因为繁式刻款的兵器所有者都是王公大臣,而发给兵卒使用的兵器,虽然在入库前也要经过试器保证质量关,但没有必要逐件刻款。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发掘和传世的难以数计的兵器,并不使用刻款,甚至连铸款都不用的原故。
铸款易而刻款难,三晋兵器为什么要舍易就难,使用刻款呢?这是因为铸造兵器时,事前并不知道都有哪些人员参予试器,更不知道产品是否能够通过试器验收关。只有在验收合格后,才可以把试器的时间、参予试器和监督试器人员的名字镌刻在兵器上。
根据以上分析,多年来长盛不衰的所谓“兵器督造者”和“府库仓廪等各行各业均可铸器”说,不过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纸上谈兵。(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24日6版)

《通鉴》属于大型金文著录,公布器物的一般情况为第一要务,故器物铭文有未尽全释的情况,器物的分期断代,一般也只是出示结果,不详陈原因。我们在《通鉴》研究的基础上,对该铜铍未释字进行详细考释,对其涉及的分期断代及其历史地理问题进行补充说明。

通过查阅战国时期铜器铭文,我们发现铭刻两位工师姓名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还见于:

廿年,相邦建信君,邦右库工币枕、司马奉弋,冶尹□执剂

按:“朹、司马奉弋”位于工帀和冶尹之间,应为两位工师的名字,前者只言其名为朹,后者姓名俱全,应是姓氏为司马名为奉弋的工师。司马氏,源于职官司马,据《通志·姓氏略》记载:“重黎之后,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时裔孙程伯休父为司马,克平徐方,锡以官,族为司马氏。其后世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名凯,以传剑知名。”(11)而该剑正为赵国兵器,与《通志》所记司马氏后代在赵以传剑著名于世的史实恰好相符。

七年,邢疫令邦乙,下库工帀孙、长缶,冶浊执剂

按:剑铭“工帀”与“冶”之问的“孙、长缶”也应该为两位工师之名,“长缶”即“张缶”,姓张名缶,“张”为三晋兵器铭文中常见的姓氏,多写作“长”。

由上可见,战国时期三晋地区负责制造兵器的库中的工师不一定只有一个,但是,为什么仅少数兵器铭文上出现两位工师之名,他们的职责又是如何划分的,由于我们掌握的此类材料非常有限,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问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该铜铍的制作地为下邑的左库,这属于地方制造的兵器。关于下邑的地望,《水经注·获水》:“又东,经虞县故城北,古虞国也……获水又东南经空桐泽北,泽在虞城东南……获水又东南经下邑县故城北。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亡迁下邑……获水又东经砀县故城北。”(12)《水经注》所反映的下邑县故城位置应该在虞县故城东南,砀县故城西面。虞县故城在今河南虞城县一带,砀县故城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而今虞城县东南,永城县西面,是河南夏邑县。关于夏邑县的历史变迁,《读史方舆纪要》说:“夏邑县府东百二十里,东至江南萧县百五十里,北至山东单县七十里,战国时下邑地。秦属砀郡,汉置下邑县,属梁国,晋因之,刘宋兼置梁郡于此,后魏初属梁郡,孝昌二年于此置砀郡。隋属毫州,开皇十六年改属宋州,唐、宋因之,金始改夏邑县,仍属宋州。元初并入睢阳县,寻复置,属归德府。”(13)又说:“下邑故城在县西南。”(14)由《水经注》和《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来看,战国时下邑即今河南夏邑县,金代方改下邑为夏邑,下邑故城大概在夏邑县境偏西南的位置。

下邑一带从西周初到战国早中期一直是宋国的土地,《毛诗正义·商颂谱》:“其封域在《禹贡》徐州泗滨,西及豫州盟渚之野。”薛永立据此分析:“西周初期……其地为今商丘周围数百里范围,西至宁陵,东到夏邑,北至曹县,南至柘城一带。”(15)春秋时期宋国国力渐强,不断扩张东疆和南疆的领土,西周初处于东疆的下邑一直在宋国版图之内,直至战国晚期。《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16)《汉书·地理志》也说:“为齐、楚、魏所灭,参分其地:魏得梁、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其沛。”(17)杨宽先生综合各种史料,认为《史记》和《汉书》所谓齐、魏、楚三分宋地并不可信,他说:“魏得宋地在合纵破齐之后,魏由于地理形势的方便,乘齐新得宋地而未能巩固占有的时机,攻取得了大片宋地。”(18)又说:“魏所夺得的宋地,面积很大,从此设置了大宋、方与两个郡。大宋郡以宋的旧都睢阳为中心,方与郡以方与为中心。”(19)依照杨宽先生的意见,齐灭宋以后,下邑先入齐,前284年,五国联军合纵破齐之后,下邑入魏,属于大宋郡管辖之内。但是最晚至公元前249年,下邑又为楚所得,《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楚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顷公迁下邑,为家人,绝祀。”(20)这大概就是《夏邑县志》里说夏邑战国时期为楚邑的依据。

从铜铍的形制来看,铍长39.8厘米,长条形扁茎,横截面呈菱形,有明显的中脊,铍身上刻有较长的铭文,这符合战国晚期铜铍的类型和特征,“此期铜铍均为长条形扁茎铍,通长一般在30-40厘米之间,而且多数上有铭文”(21)。从铭文的形体特征来看,“令”字作“”,从人,“工帀”二字合文,这都是战国时期流行于三晋地区的写法。结合制造地下邑的地望以及历史变迁,我们认为,铜铍应该是战国晚期下邑地在魏国统治的三十多年间所制造的兵器。铭文中“十四年”,既可能是魏昭王十四年,也可能是魏安釐王十四年。

永利网站平台,①孙海波:《甲骨文编》,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石印本,第8卷第20页。

②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1页。

③④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3页。

⑤王筠:《说文句读》,第19卷第19页,中国书店据1882年尊经书局刊本影印,1983年。

⑥⑦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39页。

⑧同③,第258页。

⑨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页。

⑩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页。

(11)同⑩,第150页。

(12)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0页。

(1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48页。

(14)同(13),第2349页。

(15)薛永立:《周代宋国史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4页。

(1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32页。

(17)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

(18)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页。

(19)同(18),第396页。

(20)同(16),第749页。

(21)孙艳:《出土铜铍的类型与分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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